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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经验及其价值

时间:2019-12-18 来源: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方正 本文字数:16398字

  摘    要: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系统而全面的观点。根据我们党所处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承担的发展任务以及党的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可以将70年来党的发展观的演进历程划分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激进式革命改造为主线的革命发展观、改革开放后以体制改革为着力点的改革发展观、新世纪初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后的新时代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深刻揭示出:在价值旨归上,党的发展观必须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原则;在思维方式上,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立场之“不变”与不适宜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之“变”的辩证统一;在基本方法上,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外部环境上,必须统筹好国内外两个战略大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对世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诸多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关键词: 发展观; 革命发展观; 改革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新时代发展观;

  国家的发展状况表现为其经济、社会、文化等诸系统的发展及互动情况,在根本上取决于政治如何作用于上述领域,取决于具有规范性与强制力的政治权力如何安排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如何分配资源、确定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搭建社会基本结构[1]。因而政治权力系统确立怎样的发展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基本状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矛盾问题以及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70年来,党的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调整,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中逐渐成熟。对不同时期党的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实践状况以及基本经验进行分析,可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为今后我们党的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观的确立提供有益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

  根据不同时期党的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变化,可以将70年来党的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革命发展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也由此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1. 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1949-1956年):

  恢复与改造。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局面:政治上,国民党逃离时的残余力量与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严重威胁着社会政治新秩序的建立与稳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拒绝承认新中国,企图通过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等手段摧垮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民族工业经官僚资本盘剥打击一蹶不振、社会生产凋敝萎缩,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民生困苦,投机倒把猖獗泛滥。在此情形下,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对新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判断。毛泽东明确了其时的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状况,并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的形式,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判断,中国共产党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加速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发展任务。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810亿元,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比1949年的446亿元增长了77.5%[3]。战争创伤的修复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52年底,毛泽东提出了“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前完成,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经验及其价值
 

  2.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1956-1966年):

  探索与失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结束意味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主要发展任务也发生了变化;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退俣任侍,即对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发展进度如何选择必须有明确清晰的认识。1956年9月,中共八大准确分析了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5],党和国家的发展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根据这些判断,党的八大制定了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但由于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与实践经验不足,八大所确立的许多新的发展理念与方针不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广泛的共识,很多政策措施还未付诸实践便很快发生了反复。

  1957年,毛泽东提出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以此为契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打击。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得党和国家蒙受了很大损失。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根据毛泽东的倡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发展目标。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6]这些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推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造成了“浮夸虚报”“放卫星”等风气的盛行。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全国各地掀起大办公社的风潮,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探索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失误,一方面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实践经验,依靠群众政治热情、大搞突击运动的革命思维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被教条化与绝对化;另一方面,战争时期注重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被运用到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也往往被归结到了阶级对立问题上,在某些阶段,革命性的阶级斗争逻辑甚至在国家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总体看来,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重工业、军事国防以及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具有较齐全工业部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遵循了革命式的发展逻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遵循革命的发展观有助于新中国迅速肃清民主革命时期遗留的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残余力量,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发展逻辑没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逻辑,党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政策方针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遭遇了重大挫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历史教训。

  (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改革发展观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党和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

  1. 改革发展观的确立与实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结束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被动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7]798明确了以体制改革作为着力点,不断提升经济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发展思路。改革发展观的确立,与党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状况的正确判断是分不开的。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阐明我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并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提炼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807,这一判断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地规范到了“需要”与“生产”的关系范畴中,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也因此发生改变。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时间上的界定,提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7]12,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阐述,为改革发展观的确立与实践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支撑与方向指引。

  改革发展观将“发展”定义为时代的主题,其实质是要求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后,以“改革”为核心命题的发展理念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得到了生动体现:在工作重心上,“文革”时的“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这一时期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经济体制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使得企业自主权不断提升、激发了城市经济活力,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思想文化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8]我们党摒弃了“文革”时期轻视知识、轻视教育的做法,提出要加强以教育、科学、文化、道德风尚以及革命理想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对外战略上,1978年后,中国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转变为积极的对外开放,以创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为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2. 改革发展观的调整与经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党中央对改革发展的思路进行了一些调整。从改革发展的战略规划上看,党对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构设更加具体细致,对改革发展的阶段划分更加明确清晰。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便提出“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构想,1987年他明确了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通过设定人均GDP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要求对发展目标进行量化,使人民群众能够更生动、直观地感受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从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从改革发展的协调性上看,改革发展观从聚焦经济与管理体制改革向多领域改革共同推进转变。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他方面的改革发展则相对滞后。1986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的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滑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9]143-144针对党内腐败滋长、社会风气下滑的状况,党中央加快了对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与科技等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战略部署,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的十三大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为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从改革发展的纵深上看,80年代后期无论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还是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都在逐步提升,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不断深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已充分印证了这一伟大战略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邓小平曾如是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9]269改革发展观经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检验确证了其正确性与科学性,成为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思路。20世纪末,江泽民更明确将“改革”上升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0]改革开放战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向纵深延展。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总体发展思路是在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以体制改革为主线,通过变革一切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在改革过程中积累的诸如“发展才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先富带后富”等宝贵经验,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意义。新世纪以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党中央的发展理念再次发生转变,尤其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引发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深刻省思,发展战略也因此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三)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前:科学发展观

  20世纪末,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提前实现,党中央领导集体就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了新的规划,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1.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实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社会改革逐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体制改革与创新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新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已从80年代的“是否改革”“如何改革”转变为“如何深化改革”。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透丛有允浪奔,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11]808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所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并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12]科学发展观由此逐步在党中央领导层形成广泛共识。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要求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其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二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主张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三是强调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观确立后,党中央据此先后推出一系列科学发展战略。在发展方式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将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明确要求实现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注重经济发展效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在发展领域上,科学发展观摆脱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向度发展模式,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共同发展,“新世纪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11]743;在发展的协调性上,200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西部和东、中部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要求把东、中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与西部的资源、市场以及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我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2. 科学发展观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后半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片面追求数量增加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导致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畸轻畸重、结构失衡的样态。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底色,批判地继承了“可持续发展”“增长极限论”“风险社会”以及“生态现代化”等世界发展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并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予以创造性的变革,使之上升到了唯物史观的辩证理性的高度,成为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指导理论:它以“又好又快”为核心要求,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战略任务,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系统性回答,集中阐释了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支撑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应该何去何从,也即当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中国经济依旧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居安思危的清醒意识,深刻洞悉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深层次问题,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认识论上的重大变革。它不再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数量增长、物质水平提升的功利性目标,更从哲学观念更新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三维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从对经济增长的量化标准转变为对社会发展的质性要求,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社会发展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的基础上彰显了在发展动力、发展质量与发展公平三个维度的全新认识,即在发展动力维度更强调发展潜力与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在发展质量维度强调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与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在发展公平维度强调社会发展的普惠性以及资源共享的代际公平。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发展观

  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新的发展理念在这一过程中酝酿产生。

  1. 新时代发展观的确立与实践。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但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此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劳动力素质较低等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羁绊。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作为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主要思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3],在国家纲领性文件中确认了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四项基本方略之一。以“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支撑的新时代发展观,是引领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理论指南。新时代发展观的内在结构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在价值旨归上,新时代发展观继承了党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立足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核心价值原则,以实现人民幸福为根本指向和最终归宿;在主体内容上,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发展观的动力系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发展观的平衡系统,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发展观的道路系统,开放发展是新时代发展观的助力系统,共享发展是新时代发展观的目标系统,五大发展理念共同构成新时代发展观的内容体系;在发展格局上,全面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协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时代发展观的战略构图。

  从主体内容看,五大发展理念彰显了新时代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思路。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以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提振经济活力从而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创新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将科技创新能力视作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撑。发展不平衡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凸显于区域、城乡、经济与社会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关系上,协调发展强调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全面性,在调整各地区、各领域、各产业以及各层次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彰显社会发展的整体效能。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绿色发展观要求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意识,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走循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逐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就是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对外开放质量,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建设全面小康、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当前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共享发展蕴含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它将共享的理念深入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通过完善分配机制、调整分配格局,让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2. 新时代发展观的特点与启示。

  新时代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系统性总结与重大创新,具有宏大的发展框架、严密的发展逻辑、务实的发展思路,是我们党的发展观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首先,新时代发展观是一个实践性的发展理论,新时代发展观是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的基础上,对新的历史阶段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与新成果,其内容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诉求的生动回答;其次,新时代发展观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发展框架,五大发展理念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最后,新时代发展观具备战略性思维,不仅彰显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更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长远的战略考量———新时代发展观既是致力于解决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困境的根本之策,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和谐发展、协调发展、永续发展的审慎思考,更为应对全球发展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序幕,那么新时代发展观则是不断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向纵深延展的强大理论引擎。十八大以来,中国面临着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后“三期”叠加的经济转型阵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新时代风险矛盾隐患集中凸显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等复杂发展环境,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发展观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当代中国不仅在经济、社会、政治、科技、生态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进展,更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新时代发展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它不仅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发展理念的颠覆与超越,即以“超越资本”的绿色发展观、“超越偏私”的共享发展观、“超越自我”的协调发展观、“超越小我”的开放发展观与“超越少数人”的创新发展观颠覆了西方发展理念中的市场经济教条、个人主义教条、自由主义教条以及改良主义教条[14],而这种颠覆也必将带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全面超越。

  二、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变历程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7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历了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与探索失误、十年停滞与两年徘徊、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转型发展与全面进步等不同阶段。从历史演进的维度审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

  (一)价值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在不同维度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当代中国已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层次上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从注重经济体量增长到强调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再到提升发展质量与优化发展结构的转变;从发展主体性需求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客观反映了人民群众从求温饱、奔小康再到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多元化的转变。70年来,尽管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曾遭遇了一些挫折与阻滞,在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曾出现了一些脱离具体社会历史阶段的重大失误,但总体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确立的具体的发展观,都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原则,凸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属性在不同时代的具体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即便出现一些偏差或是历史失误,始终能够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创造奇迹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来自于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15]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要求党的发展观的确立与实践是“为了人民”,还要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即“依靠人民”:新中国成立初,政治权力的强力管控与特殊历史阶段僵化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民主体性的发挥;改革开放后,权力下放与市场逻辑的引入解放了人民群众的自主创造性,使得改革发展观得以激发社会主义经济活力,从而造就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70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在任何时候我们党的发展战略都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科学思维:“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变”与“不变”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所谓“不变”,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与基本立场不能改变。70年来,党的发展观的演变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恒定不变的主题,这就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性质不能变,涵括了政治领域中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不能变、经济领域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变、文化领域中文化服务于大众的立场不能变、思想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能变等等。二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变。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当代中国发展观在不同维度彰显了党执政的伦理要求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契合,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取决于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党的意志、党的领导的执行贯彻情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但基本立场的“不变”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墨守成规、不能有丝毫改革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某些历史阶段,正是由于思想与体制的僵化,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重大挫折。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主要领导人主观愿望的影响,激进式的革命改造成为占据主导的发展逻辑,群众动员与政治强制则是相应的政策工具,这种不合时宜的发展理念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探索的重大失误;十年“文革”结束后,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两个凡是”方针的延续,党内部分领导人没能及时认清国内外发展形势的新变化,致使1976-1978两年间国家建设在徘徊中缓慢前行。所谓的“变”,就是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在坚守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改革一切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确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成为主要发展逻辑,权力下放与市场化则是相应的政策工具。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战略最终造就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刻揭示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6]。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之“变”中,应当始终明确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永葆改革发展的性质不褪色,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发展理念与战略,方能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卓有成效、行稳致远。

  (三)基本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7]任何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其主客观条件,党的发展观亦是如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中既有理论上的不断创新,也有实践上的持续推进。从主观或理论的维度看,一方面,党的发展理念演进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根本理论来源;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发展理论经历了“经济增长论”“增长极限论”“无极限增长论”“可持续发展论”“生态现代化”的演变过程,这些发展理论为当代中国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客观或实践的角度看,一方面,我们党的发展理念的确立离不开对具体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需要与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到改革开放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判断反映了我们党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另一方面,从初期借鉴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到改革开放后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科技成果与管理经验,再到我们党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中不断地借鉴融合,最终实现了自我发展道路的创新与超越。恩格斯曾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8]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都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底色,坚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发展理念,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确立发展观的最高标准,进而实现生产力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三者有机统一。

  (四)战略环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向”[19]这一经典命题,科学预测了人类历史由民族、区域性向全人类、世界性转变的发展趋势。人类历史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环境的基础条件,即中国的发展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国际国内两个历史性进程相互交织下向前推进的,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审视7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便不难发现,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是提升,中国的发展越是与国际战略环境紧密相联:从新中国成立初坚守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边倒”政策、70年代末把握世界和平发展机遇推行改革开放战略、20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竞争,再到现如今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的制定始终与世界战略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发轫、演变与成熟与历届党的领导集体对世界发展形势的深刻洞察密不可分。从中国的自身发展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要求我们党立足于国内外的各种战略机遇与挑战,制定合乎自身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0]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只有深刻洞悉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复杂变化,才能够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地制定符合我国国情需要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在中国即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受到来自欧美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战略制衡,这其中既有以国家安全为名实行关税与贸易壁垒的经济手段,也有借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的政治操弄,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在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以理性审慎的宏观视野勘破西方“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思维陷阱,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创新与实践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21]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范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理念及其实践,对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对国际治理秩序变革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为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失败论”一度占据国际主流舆论,成为西方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没能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其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之下,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式现代化模式似乎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并逐渐将人们对于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固定化。但从世界各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来看,无论是曾经的韩国、新加坡,还是人均GDP一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都曾在实现现代化进程途中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或深陷经济与金融危机,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因依附于西方“中心国家”成为受其支配的“外围国家”而最终丧失了国家独立性。换而言之,“在西方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统治世界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独立自主的制度和道路选择的依附型发展是没有出路的。”[22]

  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走向成熟的过程恰恰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在全球范围内陷入困境是同时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创新与成功实践,以及由此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突破了西方一元化现代性范式,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全新现代化范型的成功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中国人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具体国情以及发展形势所进行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尝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也充分阐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发展困境并不是全人类的发展危机,而是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危机。西方文明不是现代化的代名词,更不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初步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范本,“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3]。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型国家建设等重要理论与实践,亦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二)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

  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世界现代化进程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最终迎来全球化转型新时期。“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24],但反观当下,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秩序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以扞卫普遍自由为名,成为近四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从而帮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更加隐秘的等级世界体系。”[25]实践已充分证明,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治理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诸如南北失衡、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其最终结果注定只是通过牺牲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实现西方大资本者的“暴力性掠夺”,逐步建立起中心—边缘结构的剥削链条,从而使得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命脉受制并依附于发达国家[26]。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其发展理念中就内涵着包容协作、互利共赢、与世界共同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国的发展从不以牺牲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为代价,亦未曾强迫任何国家接受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所指出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27]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28]作为世界最大新兴经济体的引领者,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应该对人类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更大的担当”的时代强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不仅是对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深邃审思,也彰显了当代中国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是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更张,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基于理念的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与国之间平行结构的伙伴关系为基。且恢只诠采坦步ü蚕碓虻恼媸、平等、互利的真正共同体,它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29],从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0];从实践的角度看,无论是“一带一路”、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建设,还是亚丁湾维和护航行动,抑或是积极缔结并履行《巴黎气候协定》,中国以在各个领域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充分彰显了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决心与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当代中国发展观创新与实践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世界”的创造性回答,为构建多样化、包容性的世界文明样态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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